《进入高级社 日子怎么过》是笔者新近发现的一篇赵树理佚文，两千余字，发表于1957年6月25日《河北日报》第二版。以往各版本的赵树理选集、文集，及2006年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六卷本《赵树理全集》，均未见收录。倒是在这些集中的其他文章里，赵树理对这篇短文念念不忘。尽管事隔多年，他还两次提及此文（赵树理
这篇文章究竟写了些什么，会让赵树理印象深刻？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两次提及这篇短文时，政治背景与作家当时的处境迥然不同，赵树理是何用意？大连会议气氛比较宽松。文艺政策调整之后，表达某种情绪，甚至借一篇短文来发发牢骚、说说怨气，都可以理解。而1966年冬天已是一片肃杀之气，赵树理也身处逆境。同一篇短文，竟可以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背景下提及，而且还有点“理直气壮”，至少在作为当事人的赵树理看来，在“顺”、“逆”两境都使得上劲。这后面，到底隐藏着一种怎样的主体认知逻辑呢？作家在不同背景下对文本的两种讲述是否有矛盾？哪一种更可信呢？
简单说，《进入高级社 日子怎么过》的话题，有点琐屑、冗杂，似乎立意不高。《河北日报》发表时，在末尾加了一个题花“作家与农民叙家常”。文章的大意是，进了高级社以后，一部分农民不会过日子了。他们认为既然把生产资料全部都交给了“社”，“社”就是靠山，以后可以“根本不作收支计算，缺了钱花随时向社支取，甚而长支了多少都不管，社里不支给就闹”。 赵树理把这部分农民分成三类。一类根本不会做收支计划。“单干时期就是有了钱就花光，不跟钱睡觉；收秋收夏大吃大喝，吃完了挟着口袋到处借。”二类“在单干时期虽不是十分富裕，可是勤勤俭俭、量入为出，几时也不露马脚”，入社后见别人能在社里支借，怕吃亏，于是不再做收支计划，也不再精打细算来节约了。三类家里人口多，过去日子过得很紧张。现在入了社，以为大家一样了，于是不惜借支也要在生活上与别人看齐。
按赵树理的分析，土改后，合作化以前，有些人本来已经达到了自给自足的中农生活水平，而且入社以后（笔者注：这里指的应该是初级社），收入也比以前增长了。但现在一到高级社，反而不再愿意“量入为出”。这是部分农民的心理和观念出现了偏差，才会发生“日子怎么过”的问题。他不无忧虑地劝告大家：“不要躺倒了依靠社！” 基层工作的同志、社干部乃至社员相互之间，都有责任帮助纠正这种心理，要让社员学会在新的生产关系建立之后如何过日子。
这就是《进入高级社 日子怎么过》的全部内容。拔高一点，无非是在高级社取代初级社，“基本的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完全取代“土地和其他重要生产资料的私有性质”之后，赵树理捕捉到了一个危险的信号：部分农民的精神、心理、价值观念正在发生变化，甚至预备放弃世代因袭的勤俭持家的传统，要提前进入共产主义、吃大锅饭、“靠社过日子”了。但这是后来的说法。搁在当时，至多就是一个怎么去适应新的生产关系的问题。
由于是与农民对话，这篇短文采用与农民“叙家常”的写法，随意而谈，文笔亲切，跟聊天一样。稍有点不寻常的是署名用了赵树理的手写体，以示出自名家。以赵树理对农村的熟悉程度，部分农民进入高级社之后心理的细微变化，自然逃不过他的眼睛，所以文章谈不上多么敏锐。进入高级社以后农民预支生活费的问题，连偶尔才去农村的著名翻译家傅雷都能有所察觉。1956年5月，傅雷作为政协委员到上海市郊视察农业合作社，他发现“个别的社对农民预支生活费问题有时也抓得太紧。有些困难户预支的生活费，只及已做劳动日数的四分之一，引起老年农民的不满”。（见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傅雷文集》467页）。
在这里，傅雷看到的是“紧”――高级社严把大门，引起困难户不满。而赵树理不愧是“农民作家”。他忧虑的是“松”――社员不再为过日子操心，缺吃少穿反正可以找“社”，而社也无甚作为，只好迁就。两相比较，显然赵树理的思考更深。傅雷看到的是预支生活费存在着不公；赵树理看到的是农民心理、观念的变化，这显然是农业合作化的深层次问题。
不过，现在我们所要回答的是，这样一篇是非清楚、观点鲜明的短文，竟然可以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背景下去阐释？毋庸置疑，作家、文本与时代政治间的潜在对话，是远比文本自身更意味深长的话题。
赵树理最初是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他的《三里湾》被公认是我国第一部（有的文学史用“最早”）反映农业合作化的小说。这部小说刚一出版，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高潮骤然而至。赵树理对此显然缺乏思想准备，他对合作化运动的不适应开始屡屡发生，其创作也开始出现某种疑虑、迟滞、拘束甚至后退。《进入高级社 日子怎么过》对赵树理来说，应该就是最早的标志性变化：高级社竟然让一部分农民不会过日子了！这不能不引起“农民作家”赵树理的警觉。当然，文章的立意仍属正面，仍是在分析问题并针对问题出主意想办法。随着合作化提速后诸多问题的暴露，他的反应才变得越来越强烈。
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召开之前，赵树理因不满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出现的诸多失误而被误解，1959年冬天受批判长达一个多月。期间他表现出了一个作家的可贵良知和刚正、狷介、执拗的个性，早已为大家所熟知。时过境迁，1962年大连会议召开时，赵树理实际已从“逆境”转为“顺境”，当年的批判者已经和他坐上了一条板凳，甚至已向他道歉。此番在会议发言中重提五年前的这篇短文，赵树理颇有些牢骚和自得。话语之间，说有几分自信、自负、自得，也有几分埋怨、讥嘲，当不为过。毕竟他当年就发现了高级社的重大隐患，而不久就有了大跃进的教训做佐证。但当时别人不理解他，反而把他当作批判对象！赵树理此时追述这一历史，其实是借题发挥。在简短的回顾后面，是主体的回归，对作家对自我的确认。
1966年“文革”爆发，赵树理身处逆境但仍在挣扎。在检查中重提这篇短文，已含有申辩、表白、洗去冤屈、强调忠诚的用意。不要说自得、自负，就是仅有的一点自信，恐怕也已开始动摇。他诚惶诚恐，开始挖自己的思想根源。也许他觉得，像他这样的作家，一直在坚守国家意识形态的价值立场，但屡屡不被理解，这让他十分委屈、痛苦。
话题是由国家的“征购”说起的。赵树理知道增加粮食收购是国家工业化建设的需要，“国家每年没有那样多的农产品不能过日子”。因此，增产是农业之大计。但增产却不能增收，农民不知道“增产之后自己能吃多少”，必然缺少积极性。这时，作为知识分子的主体的分裂就在所难免了：收购“任务紧张而发愁的时候我站在国家方面”，农民增产而不能增收的时候，“我又站在农民方面”（《赵树理全集》第六卷469页）。循着赵树理的思路，我们发现，当年的短文并不完全是对合作化运动的反省，它也是站在国家立场来说话的，包含着教育农民的道德训诫主题。此番借回忆这篇短文来申辩，乃是因为赵树理觉得，站在农民的立场说话，上级领导常常能听到，而且有记录。而站在国家一面，以国家的立场说服农民，“说得虽然很广泛”，但国家（代表党和国家的地县领导同志）却很少能听到，也没有什么记录。所以在大难临头时，他才要强调自己并非只知道站在农民的立场批评国家。作为党的干部，他从未忘记自己的职责、义务和使命。但这一立场，“现在仅有的文字证明”，就只剩下这篇《进入高级社 日子怎么过》了。此时赵树理的认知逻辑，意在申说两难，而尤其要强调的，是自己作为作家、干部的国家立场。大约他真的以为这个立场出了问题，有必要以文本的第二种阐释历史，来反省主体与合作化、与国家意识形态的一致。而这种反省，对赵树理来说，与其说是反复，毋宁说是困厄中主体艰难、痛苦的挣扎和寻找。
其实，像赵树理这样，发生在文本与作家间的类似矛盾、冲突、困惑，绝不仅是个别现象，也绝不仅仅见于作家与他们的政论性文章、时评或其他言论。文学创作中，由主体认知逻辑引起的文本内涵与艺术表现之间的矛盾，在合作化时期非常普遍。否则，像今天这样，将《三里湾》、《山乡巨变》、《创业史》等农业合作化小说“翻转来读”，即在这些文本的当下阐释中，不断去发现其艺术表现与政治意识形态的某种龃龉、错位，从而反证其价值，将成为不可能的事情。《创业史》第一部出版时，柳青在亲手拟定的“出版说明”中说：“《创业史》是一部描写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长篇，……全书分四部。第一部写互助组阶段；第二部写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巩固和发展阶段；第三部写合作化运动高潮；第四部写全民整风和大跃进，到农村人民公社成立。”而到“文革”后期，这部书的构思却变成“第一部大家已经看见了。第二部试办初级社，……第三部准备写两个初级社，梁生宝一个，郭振山一个；第四部写两个初级社，合并变成一个社，成了一个大社，而且是一个高级社。”“情节结束的时间是1955年。”（见蒙万的《柳青传略》106、147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这就把大跃进、人民公社整个排除在小说结构之外了，显然是创作主体的一种退却。
同样的情况也曾发生在周立波身上。1959年初冬，《山乡巨变》续篇刚写完，没来得及出版，秋丝瓜的原型就跑到长沙找周立波，请他务必“笔下超生，拯救他出水深火热”。因为小说把他写成抵制合作化的富裕中农后，当地公社竟据此给他定罪。周立波扼腕叹息：“这样下去，作家难当啊。”对《山乡巨变》的续篇，周立波干脆说：“写得不满意。……关键还是我没吃透公社化”（见伯已《有这样一位大作家――忆周立波先生》，载《人物》2001年第4期）。1962年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周立波对自己的创作做了反省，不仅否定了自己的《北京来客》，而且明确主张写人民内部矛盾，说不写就不是现实主义。会议后，周立波与赵树理等人参加了作家轮训班。在学习时，周立波放言批评大跃进、公社化时期一些严重违背客观规律的做法，说“高级化”的速度就已经比毛泽东原来估计的时间快；“公社化”更是想不到。“食堂化”赞成的只是少数。全民炼钢，把森林都砍光了，“竭泽而渔”造成水土流失。（见胡光凡《周立波评传》372至376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文革”结束头两年，周立波还认为政治运动有助于了解人物，有助于文学创作（《周立波文集》第五卷507、642页）， 但事隔不久《文艺报》就披露，周立波在逝世前说：“我再写作品，就不用运动和事件和结构小说了！”（雷达、晓蓉《农村在变革中，文学要大步走――记〈文艺报〉、〈人民文学〉召开的农村题材小说创作座谈会》，《文艺报》1984年第4期）。
这说明，像赵树理、柳青、周立波这样的主流作家，一方面保持着对革命事业的忠诚，总是自觉地按上级要求到运动中去改造灵魂，获取创作的素材、灵感和主题。另一方面，又对政治权力在农村日常生活中的运作保持着相当的警觉、直觉，不但能从中发现问题，而且不断在创作中潜隐地表现出某种拒绝的姿态，故文本的艺术审美价值不容否定。正如马尔库塞所说：“那些作为艺术家而与无产阶级取得同一身份的作家，依然是局外人――无论他们为了表达和沟通（无产阶级的内容）怎样摈弃审美形式。他们之所以是局外人，并非出于他们的非无产阶级背景，也不是出于他们与物质生产过程的疏远，或出于他们的‘高贵气息’等等，而是出于艺术本身的根本超越性”（赫伯特・马尔库塞《审美之维》215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而由此带来的，则是文本和主体的种种复杂的对话关系的发生。此时在意识形态面前拒绝或退却后的创作主体，政治潜能和公共意识一方面依然如故，另一方面，在家人、亲友、同事面前甚至会议上，他们也可以不为身家所累，敢于挺身而出，通过发言、书信等私人方式，表达对现实的不满。而一旦形成文本或面对媒体，他们又用心良苦，大多从正面立意。于是在阅读这类文本时，我们就得两者兼顾了，既关注文本，又关注主体。而尤其要关注的，是作品与主体间潜隐的对话关系，究竟如何发生，其意义关联又是什么。
不仅赵树理、柳青、周立波如此，在那个时期的非主流作家身上，主体与文本间的微妙关系，更是时有发生。这类作家来自国统区，或背着旧知识分子的包袱，跟主流作家有着十分明显的身份标识。如傅雷、朱光潜、巴金、沈从文等。过去，他们与中共领导的革命曾经有距离。如今，受巨大胜利的影响，他们皈依政治权威又非常虔诚，而并非或主要并不是出于某种压力。一般来说，政治权力只有在知识分子心中具备了较高的认同率之后，权力才能变成权威，服从才会变成义务，政治权力才具备合法性。在西方，政治权力的合法性经历了一个从“超越合法性”向“世俗合法性”演进的历程。所谓“超越合法性”，就是以宗教、上帝来论证权力的合法性，以神性淹没理性，这就是通常说的“君权神授”。所谓“世俗合法性”，是在文艺复兴后，理性抬头的背景下，以“社会契约论”为核心；或以“体制合理”为内容认同权力的合法性。在中国，皇权更替的合法性则以是否“正统”来衡量。在权力合法性理论看来，政治权力的合法与否，关键在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形而下的体制合理，二是形而上的价值本源（意识形态）。比如西方的民主政治体制，似乎解决了形而下的体制合理问题，但在形而上的价值本源上，它最终还要回到上帝那里去。
现在，让这类作家心悦诚服的，正是中国革命胜利造成的权力合法性。社会主义最终取代了1840年以来中国的种种社会变革，这就是新的体制神话。而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不仅有强大的理论控摄力，而且还裹挟着巨大的胜利，那权威更是不容置疑。看看建国初期出自这些作家的各类文本：检讨、自我批判、学习心得，哪一个不是披肝沥胆、推心置腹？当革命的进程多次出现失误，权威头上的灵光逐渐暗淡之后，主体的挣扎才变得越来越频繁。这时候，主体与文本间的对话及其意义，才变得愈加丰富起来；穆旦的诗歌、《从文家书》、《傅雷家书》等，才能让我们从另外的一个角度，看到困厄中的主体，如何小心翼翼、悄无声息地在黑暗中放飞自己的灵魂！
附：
进入高级社 日子怎么过
赵树理
高级农业社的生产关系是“基本的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和“按劳取酬”。基本的生产资料既然集体所有了，社就应该使每个社员在这集体的生产资料上发挥他们最大的生产作用，从而使他们得到应得的收入；但既然还要按劳取酬，每个社员怎样作他们的消费计划，就仍应该由社员自己负责。
有些社员对这种经济关系理解得不全面，以为既然把生产资料交给了社，就应该靠社过日子，因此就根本不作收支计算，缺了钱花随时向社支取，甚而长支了多少都不管，社里不支给就闹。好多社里，不论干部和一般社员，对这类户都感到头疼。据我所接触到的这类户，是由以下三种情况造成的：第一是根本不会计划。他们在单干时期就是有了钱就花光，不跟钱睡觉；收秋收夏大吃大喝，吃完了挟着口袋到处借。第二是入社以后才不作计划。他们在单干时期虽不是十分富裕，可是勤勤俭俭、量入为出，几时也不露马脚，入社以后，见到别人能在社里支借，自己就以为谁不支借谁吃亏，因此也不再精打细算来节约了。第三是人口多。他们在前几年也是过得很紧张，不过前几年没有社这样一个靠山，吃的穿的就比一般人口较少的户差一点，现在入了社，在日常生活上想和别人看齐，因而就非支借不可了。三种具体情况虽然有所不同，结果却差不多――都是“住了辘轳渠就干”，甚而是“寅年支了卯年粮”。
基本生产资料集体所有以后，靠社来生活是对的，但不是那种靠法。社可以帮助社员安排生活，可是主要的还得依靠社员自己来掌握收支情况。每个社员首先应该理解，自己的生活资料来源只有一个“按劳取酬”；你有劳力社不给找事作，社有责任；你花钱无计划，提前把你应得的报酬花光了过不了日子，社没有责任。“量入为出”是每家每户过日子必不可少的原则，谁要不遵守，只有谁自己吃亏。社是社员的集体组织，不是个无限制的供给部，它供给的财物只能是你应得的劳动报酬，你要支取到那个数目以上，便是支取了人家别人所应得的劳动报酬。有些人在土地改革以后、成立农业社以前，本来已经达到了自给自足的中农生活水平，而入社以后，每年收入数字比以前增长了，而在生活上反而无计划到要靠借支过日子，这是极不应该的事。在这以前的一般中农，本年的开支都是上年的收入，只有贫农才是“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靠借贷过日子。生活无计划的人们，在收入增加的情况下，反把自己由中农变成了贫农，难道是应该的吗？一定要掌握自己的收支情况，精打细算、量入为出，不要躺倒了依靠社!原来就不会计划的人，可以请社干部帮助他计划一下，不过每日开支的分寸一定要学会掌握，要彻底改变过去那种过了一天说一天的生活习惯；原来会计划入了社以后放弃计划的人，要恢复过去的长处，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比过去更好。人口多的户，过去就常常要比别人节约一点，现在还应该维持那种过法，收入提高了，生活只可以向自己的过去比，不要向其他人口少的户比。凡是靠支借过日子的户，都应该作个比较长期的节约计划，争取到和其他中农水平的户一样，本年开支的是上年的收入。
要社员纠正收支无计划这一偏差，除了那些社员们自己而外，基层工作同志们、社干部们和没有这种偏差的社员们都有责任。高级社是一种新的生产组织，是原来没有成规的。每个社员入社以后，在新的生产关系之下究竟应该怎样生活，大家很难有个完全统一的想法，出一点偏差也不算十分意外的事。正因为合作化是一种“新”事，才需要好多基层工作者来帮忙。基层工作者对社的每一个问题，都有研究和协助解决的责任。社干部既是全社社员选出来的，而且又经管着每个社员相依为命的全部生产，自然就有责任设法使每个社员的生活都不发生大问题。个别社员思想上有了偏差，往往会影响社的健康，因而社员们相互之间也有纠偏的责任。收支无计划的毛病，基本上是思想上的毛病，须要有关各方面作种种克服的措施。
今年二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第三版登载了山西襄垣县前进农业社所制的一个名叫“一年早知道”的图表，是克服收支无计划的好办法之一。这个图表是每户一张，上列着全社的全年收支预算和社员自己全年的收支预算，让每户把自己的那张表贴在家里的墙上。不过我以为这种图表是说服动员工作的结果，其主要工作在于说服和帮助各户制订详细收支计划的过程。只要能说得社员通过自己的脑子来制订这种计划，那些无计划的人们在思想上就算已经动了步，下一步才是制订计划，再下一步便是定期了解各人执行计划的情况。这样的制订办法，才有实际意义，否则也会成为形式主义。
自然上述的办法不一定是唯一的办法，谁要能想出更多的办法来自然更好，只是不应该让这种问题继续存在下去。
